第三節(jié)　封建社會前期土家族的文化與習俗
　　
    早在公元前1122年，巴人在參加武王伐紂的戰(zhàn)爭中，就以“歌舞以凌殷人”而著稱于世?！度A陽國志》載：“巴師銳勇，歌舞以凌殷人，前徒倒戈，故世稱之日，武王伐紂，前歌后舞也。”在戰(zhàn)斗中，巴人高唱戰(zhàn)歌，吶喊助威，手執(zhí)武器，作出各種刺殺動作，史籍上被稱為“前歌后舞”。巴人這種沖鋒陷陣的作戰(zhàn)方法，既表現(xiàn)了他們作戰(zhàn)時的“銳勇”，又說明他們能歌善舞的特性，對漢文化發(fā)生了一定的影響。同時，遇有重大祭祀活動舉行的大武舞，與巴人的歌舞有著直接的聯(lián)系，可以說它來源于武王伐紂時巴人的“前歌后舞”。戰(zhàn)國時，富有濃厚生活氣息的巴歌，以廣泛的群眾性而著稱于史。
　　
    剛健有力的巴人歌舞對漢代的宮廷樂舞有極大的影響，在《太平御覽》中也有所記載：“渝水，賨民銳氣喜舞，高祖樂其猛銳，使樂人習之，故名巴渝舞。”漢高祖劉邦派樂師學習巴人歌舞，經(jīng)過加工整理，使其成為宮廷舞樂的一個組成部分，載入漢廷樂府。這種宮廷樂隊，由巴人、渝人三十六位鼓員編成，按巴渝舞樂譜曲演奏，以伴其舞。魏晉間，魏文帝黃初二年(221年)，改巴渝舞為昭武舞。宮廷舞樂“宣烈舞有年弩”，即“漢巴渝舞也”。唐人杜佑在《通典》卷一百四十五中記載：巴渝舞“舞曲有矛渝、安臺、弩渝、行辭，本歌曲有四篇，其辭既古，莫能曉其句度。”說明巴渝舞本源古老，雖已很難讀懂歌詞，但其舞樂仍存宮廷。
　　
    古代巴人喜歌善舞。在西漢孝景帝時，巴渝民間往往“族舉遞奏，金鼓迭起”，用鼓、錞等樂器演奏，發(fā)出悅耳的諧和樂章，以伴舞蹈。巴人民歌豐富多彩，漢代文豪揚雄，兒時曾在巴東夔峽一帶生活，洞悉巴歌，其所作《蜀志》，指出夔、歸“謳歌”為巴人之歌。左思所賦《明發(fā)而耀歌》，李善注謂“耀，謳歌，巴土人之歌也。何晏日，巴子謳歌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。”何晏，東漢末年人，他不僅親臨其境聽過巴歌，還曾觀賞過巴人載歌載舞的表演。魏晉南北朝至隋，包括酉溪、石堤土人在內的五溪蠻，“父母死，……打鼓踏歌，親屬宴舞戲，一月余日”。跳喪鼓的風俗和踏啼舞樂仍在民間流行。唐宋時更不乏記載。如云：“巴氏祭其祖，擊鼓而祭，白虎之后也。”“巴人好踏啼，……伐鼓以祭祀，叫嘯以興哀，故人號‘巴歌’日‘踏啼”，。自漢歷宋，始終不衰。
　　
    唐中葉以后，劉禹錫吸收土家族民歌的豐富營養(yǎng)，創(chuàng)作出獨具一格的“竹枝詞”，名震詩壇，對我國詩詞的發(fā)展增添了新的內容。“竹枝”源出巴人踏啼之歌，是巴人七言詩歌體裁，上四下三相隨和聲，牽手踏啼，悠揚婉轉，充滿著土家族的風雅氣息。早在劉禹錫之前，土家族民歌已被漢人知曉記錄。南北朝時，《水經(jīng)》注家之一酈道元，曾任北魏東荊州刺史，漫游過夔峽地區(qū)，曾以漢語記錄的巴歌之一為：
　　
    巴東三峽巫峽長，
　　猿啼三聲淚沾裳。
　　
    詩情歌意濃郁，風格樸質瀟灑，吟詠膾炙人口，實開中原仕人記錄《竹枝》的先聲。唐時顧況、白居易、劉禹錫、李涉、孫光憲等都居住或來往路經(jīng)土家族住地，創(chuàng)作了不少反映土家族風土人情的竹枝詞。顧況《竹枝詞》“……巴人夜唱竹枝后，腸斷曉猿聲漸稀。”正式提出“竹枝詞”曲牌。劉禹錫被貶官流放時，聽到當?shù)赝寥顺透琛Ｋ麆?chuàng)作的十幾首竹枝新詞，出自湖、湘、夔、歸地區(qū)。他被貶居的朗州是“雜以蠻蛋”的地區(qū)，“蠻俗好巫，每淫詞鼓舞，必歌俚辭。禹錫或從事于其間，乃依騷人作為新辭，以教巫祝。故武陵溪峒間夷歌，率多（禹）錫之辭也”。劉禹錫作了大量的“竹枝歌辭”，不僅進一步把巴歌介紹到中原地區(qū)，豐富了全唐詩庫；同時，這些通過提煉升華的巴歌新作，又在土家族中得以推廣，使“武陵夷俚悉歌之”，自然也推動了土家族文化的進一步發(fā)展。如劉禹錫的詩作之一：
　　
    楊柳青青江水平，
　　聞郎江上唱歌聲。
　　東邊日出西邊雨，
　　道是無情還有情。
　　
    至今在土家族中，還保存著相類似的歌詞，確是“含思宛轉，有淇濮之艷”。
　　
    到了宋代，黃山谷、陸游等詩人，也創(chuàng)作過不少竹枝詞。如黃山谷夜宿歌羅驛（在今宣恩境內），即以夢李白宿歌羅聞杜鵑作《竹枝詞》三首，與唐人的《竹枝詞》在格律風貌上都一脈相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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